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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艺术素养和中学语文教学
  • 作者:何西来 来源: 时间:2012-7-11 12:27:08 阅读次 【
  • 地点: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时间:2011年10月27日

        徐晓彬(市教研员):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有两句话,就是说:“丈人试静听,小子请具陈。”我想改的是:“小子试静听,丈人请具陈。”所以请我们所有老师把手机自觉地调整到静音或震动状态。那么,这个话题跟我们中考、高考关系不大,但对我们立身处世、教好语文有重大关系,所以我们和何老师约了一下。用江南公社的一标语就是:“同志们,要开饭了!”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何先生。

    我今天讲的题目大概是你们听过的,题目是《艺术素养和中学语文教学》,我主要讲的是艺术素养,大家都是在教学第一线,我距离中学语文的文本差不多将近一个花甲子,现在具体情况怎么样,尽管我有一个学生就在语文出版社的编教材的编辑,但我对语文教材不熟悉。所以,你们是真正的老师,我今天来的叫做讲学,就我讲的题目与比我年轻的老师交换。我这样并不是虚以委蛇,因为韩愈在《师说》:“吾师道也。”“闻道有先后”,你们在教学第一线,真正的真知来源于一线,所以我说的这些供大家探讨,也算是比我年轻多的,如果是考试也算是实验。

    我想谈这样几点:第一点,艺术素养是什么?第二个问题,谈一谈艺术素养是文化素养的一个部分。第三个部分,人格素养、文化素养、艺术素养。第四个问题,提高艺术素养的核心是艺术鉴赏力,艺术判断力,艺术感悟力,包括艺术直觉力的提高。最后,第五点,关于提高艺术素养的几个相关的问题。

    第一点、艺术素养是什么?我想说的艺术素养这个概念,在它的使用上略同于艺术修养。素养,还包括先天性的因素。而修养,主要讲后天的历练。中国是大文人生活的地域,南北朝时期的南朝,宋齐梁陈,有一位文学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一篇《体性篇》,专论风格。其中他提出了形成风格的四大要素,也就是从创作主体、从作家、诗人、艺术家个人来讲,有四大要素叫“才”、“气”、“学”、“习”,他讲“才有庸儁”,才有平庸和不平庸,“儁”,就是英俊的“俊”的别体字;“气有刚柔”,气有刚有柔;“学有浅深”,有浅有深;“习有雅郑”,习,习惯,有雅。这中间,“才”和“气”主要是一种先天的禀赋、才能;“学”和“习”,学,学情,习,习惯,是社会实践所获得的东西,环境所给予的东西,有“雅”,有“郑”。修养主要在后面两个字。上学教学生学习,社会环境教给你,所获得的就是“雅”“郑”。

    艺术素养在几个方面都包括在内,但是讲素养和修养不同的,修养着重于后两个,但是通过修养后两个,才也可以获得拓展,也可使得气符合,比如说儒家的标准、道家的标准。是通过学和习,习练可以达到的。我所指的艺术素养,先把这一点搞清楚,然后进一步推衍和进一步地发挥。如果这一点搞不清楚,就会“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就不可能进行正确的推衍和说明。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艺术素养是文化素养的一部分。文化素养是指一个人的文化知识的积累,包括文化视野、文化胸襟、文化坚守,最终表现为这个人的文化风貌、文化气韵等等。讲文化素养,文化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分为广义和狭义两大类。广义的文化指人类社会,人类所有的行为,以及通过他的实践所留下来的传统、遗迹,包括心理结构这些东西;也有人把文化区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其实制度文化也是一种精神文化。狭义的文化就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下的定义:“一定的经济和一定的政治的表现,一定的政治和一定的经济的反映。”我们现在所讲的,我现在用的是狭义的文化,是指精神文明的一部分。而不是整个的,例如仰韶文化,那包括物质方面。我们讲的是狭义的文化,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讨论的就是狭义的层面。刚才讲的文化知识的积累、文化的视野,文化的坚守,最终表现为一个人的文化风貌、文化气韵等等。艺术素养是文化素养一个组成部分,就是说文化素养是一个大的概念,艺术素养是包含在大的概念中的一个小概念,是一个文化素养的一个小的局部,艺术也可以称之为艺术文化。相比较,比如宗教文化、道德文化。是一个小的概念。它们的关系:文化素养和艺术素养是一种涵盖关系,汇通关系。我们讲的艺术素养把它规范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现在讲第三个问题,人格修养、文化素养、艺术素养。我们从事教学,从事文学教学工作,也有的老师从事写作,是业余作家、诗人、小说家、散文家等等。我曾经在鲁迅文学院给一些作家讲过这样一个题目,叫《谈谈作家的修养》。我今天搬过来,他们主要从事文学创作或文学评论,搬到老师这个地方来讲,换成《谈谈中学语文作家的修养问题》。我想对我们在座的人,无论你是不是从事写作,是不是写小说、诗歌、戏剧、散文,不管你是不是从事文学活动。我的老师何其芳先生有一篇论文《谈谈文学教学》,他是最有资格谈这个问题,因为他大学一毕业就到南开中学任教,然后又从南开中学到南洋的中心师范任教,后来到了延安,是在1938年,当年26岁。毛泽东就派他去到延安的鲁迅研究院的文学院做文学系的系主任,他就是在这个地方写了《文学的教学问题》这篇论文。从事教学和从事写作,都是从事文学活动,这一个修养的问题。

    我先讲第一个问题,人格这个概念,根据我的研究,这个词出现是在“五四”以后,中国这个民族是一个讲人格的民族,如果给人格下一个定义,按照心理学,人格就是一个人性格全部特点的总和,谓之人格。但是,比如说,在鲁迅先生那里,讲人格还有伦理的、道理的的因素,他主要指人的活动,这里有伦理的道德的评价。比如他讲,表现作者的人格,“血管流出来的血,从水管里流出来的总是水”。他评论郑板桥。郑板桥有“板桥体”,是清代书法一大家,他的笔势有一点斜,有的时候取横势,融真草隶篆于一体,有真味、有篆味,有时还带一点隶味,有的带一点楷味,很有特点。但沈伊默把历史上的书法家区分为两类,一类是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家,一类只能称为善书者。他对书法家的称号显得很吝啬,不轻易给一个书法家。比如说宋代有著名书法家“苏黄米蔡”,“苏”是苏轼,他说“苏”算不上书法家,只能算善书者。其实这个是不是低评还要讨论,这是他作为书法大家的一种看法。他不仅自己是大书法家,而且对书法家提出自己的意见,他是近代行书的第一家。人民出版社那一套中国古典小说里,《三国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等题签都是他写的。但是,他后来看了郑板桥的一幅书法以后,他说清代的书法家郑板桥第一,邓石如次之。郑板桥开一代书风,写出自己的特点,他认为他是真正的书法家。而这个郑板桥,鲁迅先生评他的时候,说“难得糊涂”四个字,现在常常在旅游景点看到的,“糊涂难,聪明而后糊涂更难”,就是那几个字。他看的是印章,他说,“这枚印章叉七叉八的,显出一种名士味来”(原文为:“那四个篆字刻得叉手叉脚的,颇能表现一点名士的牢骚气。”(《准风月谈·难得糊涂》)关键是最后的话,“显出一种名士味来”,是他把玩以后的一种对郑板桥书体的把握,也是一种对郑板桥人格的把握。

    鲁迅先生是“五四”以后讲人格讲得最多的一位。而他自己就是以他自己伟大的人格立于中国文坛之上,被称为“中国魂”。鲁迅先生在他强调这件事,比如《随想录·四十三》(当为第四十一),1918年前后,是他的早期杂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此后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如果有了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便心悦诚服地消失,而且会随喜赞美那炬火、那太阳。”(鲁迅先生原文为:“如果此后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这是鲁迅要用他的杂文,送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他要捣毁这吃人的筵席,这就是鲁迅。五十岁时,他在给版画家李桦(当为台静农)写的一封信当中,他是用文言写,也可以见到他对人格的强调,而且对人格中伦理因素的强调。他说:“仆生危邦,年逾大衍,天灾人祸,所见多矣。既无忧于生,亦无怖于死。夙心旧习,毋能改也。”(原文为:“上海气侯殊不佳,蒙念甚感。时症亦大流行,但仆生长危邦,年逾大衍,天灾人祸,所见多矣,既无怨于生,亦无怖于死,即将投我琼瑶,依然弄此笔墨,夙心旧习,不能改也,惟较之春初,固亦颇自摄养耳。”)显出一种伟岸的性格,一种刚劲的人格,成为那个时代中国文化界难得的中流砥柱。

    其实人格的问题在我看来不是一般的性格的特点,而是伦理的、道德的支持力量。中国是一个讲人格修养、道德修养的民族,《左传》上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襄二十四年》),那个天津一个相声大师马三立,“三立”就是从这儿来的。把“立德”放在第一,中国的儒者,千秋儒者最强调的就是人格建设和人格素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首先强调的,第一位的就是“修身”。有一整套人们进行修养的,进行自我道德提高、改善的理论,成为儒学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孔子讲:“修辞立其诚”(《易传·九三》),“修辞”,写作,写文章。“立其诚”,写文章的前提就是“立其诚”,谓之“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清代有一个很有名的大学问家,章学诚,号实斋,他写了一部文史理论著作,叫做《文史通义》,这是继唐代武则天到唐玄宗时代的史学家刘知几的《史通》之后最重要的一部历史理论著作。在这当中,他提出了“史德”“文德”,专门讲了“文德”。刘知几在《史通》当中专门提出了史学家的“三长”,叫做“才”、“学”、“势”。认为是依势来领才、学。但是到了章学诚他补充了一条,补充了“文德”,这一条非常重要。就是说,史家当你碰到压力时,碰到生死抉择时,你能不能够秉笔直书。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善就是善,恶就是恶,你敢不敢秉笔直书。这时候考验的就是“史德”。这是善的,这是恶的,你敢不敢写,你如果写就要杀你的头。这个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史家很多,所以章实斋他本身也是史家,方志学家,方志是中国史学的一个很重要的门类。他强调的是史德,他认为“气盛则文昌”,文章要写的好,主体必须气盛。气怎么获得?我们后面还要讲这个问题,讲养气的问题,怎么获得,养而致之。所以人格修养的问题对任何一个作家来讲都非常重要,而对于我们从事教学的语文教师,把文学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为我们民族、国家的将来而辛勤劳作的老师,我认为特别重要的是第一条。

    孔夫子被称为“万世师表”,被称为“圣人”,就是因为他一直到现在,从五四我们要打倒孔家店,现在全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学院叫做“孔子学院”。别的人家都不认你,比如毛泽东学院别的国家未必会认同。但是孔子学院,世界上没有异议。而孔学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人格问题。有一个理论家,复旦大学的,他专门写了一门书,就是谈儒者的人格修养理论。所以我们从事教育学,把孔子称为“万世师表”。过去人们对老师非常尊重,就是“天、地、君、亲、师”,“君”就是皇帝,现在不讲了,五个中间虽然把老师放在最后,但是地位还是很重要的。这我就不讲太多了。

    因为这个问题涉及了很多历史上伟大的作家,之所以被称为伟大,都有伟大的人格。中国第一个把名字刻在文学史上的大诗人屈原就是这样的人,屈原在《九歌》里面第一首诗就是《橘颂》,《橘颂》就借橘树歌颂人的,“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根深难徙,难移得动,宁可投汩罗江而死,殉自己的理想,也不愿同流合污。郭沫若认为这是他年轻时写的,自明心志之作,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伟大的人格。我从鲁迅一直往上讲到了屈原。可以看出这对于讲人格的修养是非常值得。为什么我要从这点讲起,因为整个文学创作这是一个源头,在我看来人格修养是一个源头。我是研究风格理论的,我有一篇书叫《文格与人格》,这是我最重要的一部理论专著,又名《艺术风格论》,最近正在修订重版。在这本书中我也是从人格而来,进行理论的发挥,和实践的批评。这是第一点,关于人格的修养。

    文化素养,刚才讲了文化素养是指什么。这中间,我还是用《文心雕龙》上的几句话来概括文化素养。《文心雕龙》在它的《总论》部分,《文心雕龙》是以文体和文体的历史的回叙,文体特征的概括作为它展开理论的出发点。但是它有一篇《总论》,比如《神思篇》,就是其《总论》中重要的一篇,在《神思》篇中就提出了“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这样几点。“积学以储宝”,这是讲学养,我刚才讲《体性篇》是讲“才”、“气”、“学”、“习”讲才力,讲修养,这里指读书;“研阅以穷照”是指对你周围的环境,周围的人,对你的阅历,要研究、钻研,以达到“穷照”,也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包括在里头。所有你抓到的东西,所有你周围的东西,物质世界、精神世界,都进行认真地“研阅”,研究、阅历;“酌理以富才”,心之观则思,指你的思考,“酌”,斟酌,你受的规律,受的内在的逻辑。“驯致以绎辞”,最后使你能够很好地运用你的文辞来表达你思考的结果,来进行写作。这是《神思篇》里讲的。

    这个在历来的作家当中对这一点都非常重视的,王蒙就提倡做学习的理论型作家。他自己主要写小说,但是也写散文,也写今诗,也写古诗,以小说而名世。但是他在他的写作的同时,他提倡学习型的作家。比如他对《红楼梦》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写了一本《红楼启示录》,当中最有名的一篇文章是关于抄捡大观园的。这一篇文章出来以后绍雁翔(音)给了一个评价,说这篇文章只有王蒙这样写小说的人,只有象王蒙这样做文化部长的人才写得出来。另外很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里提出了“闲笔”“默笔”的问题,他着重分析了茗烟闹书房这一回,看起来与《红楼梦》主线关系不大,但是实际上它又是从艺术上来看又是必不可少的,在顿挫起伏的节奏当中比较有闲趣,又显得热闹,最后又开打的那样一回。这是小说家的眼光。另外大家都记得他有一篇小说题目叫《蝴蝶》,这是获全国中篇小说奖的一篇。他就是根据李商隐的《锦瑟》诗中的“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鹊”作为一个把手、一个发挥点来展开他的描写的。他还有一个中篇,叫做《相见时难》,也是从李商隐的一首《无题》中的“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两句诗作为他情感的一个燃烧点,这篇小说写得非常精彩。在《蝴蝶》刚出来,我在评论文章时提到了李商隐,他说在写《相见时难》时找不到题目,那么题目就叫《相见时难》。那个时候他就说,“李商隐我是要进行研究的。”他就对李商隐进行研究,由此就写了一系列李商隐研究的文章,比专门研究李商隐的人还会研究李商隐,就把他选为李商隐研究会的会长。他研究李商隐跟文学史上的研究家切入点就不一样,比如他有专门的一篇论文就是《李商隐与雨》,“雨”的意象在李商隐的诗里非常多。最有名的是《重过圣女祠》:“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这是很有名的两句。他抓住这个意象然后展开写了一篇非常妙的学术论文。前不久,他研究老子,而这个在老子研究界也很有影响。王蒙总能够在别的人研究领域取得新的成就,比如《红楼梦》,已经从“红学”已经研究到了“曹学”,基本上没有路的情况下他写出了《红楼启示录》。他在作品中能提出那么多观点,成为大家的研究对象,他提倡的就是要做学者型作家。所以,他还研究风格理论,他有《风格散记》,专门研究风格。他对于风格的一些范畴,比如雄浑等等,过去历史上司空图曾经有过一部著作,然后他又用他的现代的笔墨重新一个风格一个风格的范畴做阐述,写得相当精彩。所以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文化素养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文化素养当然不仅仅是单纯的读书,但读书无论如何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比如说,在学者型的作家,鲁迅无疑是学者型的作家,他的小说、散文固然重要,但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中国小说研究、现代小说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俞平伯大家都知道他是红学家、诗词专家,但是俞平伯本身是能够写诗,能够写小说,在《新文学大系》当中收了他,《新文学大系·二集》当年是鲁迅编的,里面就收了他的小说。散文也很好,昨天我们看到了秦淮河,《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就是他与朱自清一起留下的同题散文。另外象朱自清、郭沫若,还有历史上清代著名的纪晓岚。还有被称为“文化昆仑”的钱钟书,他的杂文非常好,《写在人生的边上》,他的小说《围城》被为一代文学史上的名著。他的学术名著《管锥编》、《谈艺录》都是。

    我的老师何其芳,最初以诗家名世,对当代很多诗人影响都很大。比如对舒婷影响很大,她自己也谈受何其芳早期诗歌的影响。另外他的散文《画梦录》,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次有奖,是天津《大公报》,由萧乾主持搞的,第一次发奖只有两个作者获奖,一个是何其芳的《画梦录》,被认为是现代散文史上的第一部,还有一个是曹禺的《雷雨》,这是两部,两个作者。两个作家很年轻,他当时21岁,曹禺是1910生的,何其芳是辛亥年的尾巴生的,两人差一岁。但何其芳又是研究《红楼梦》,现在研究《红楼梦》的还不能说哪一篇论文超过了他的《论〈红楼梦〉》,这是一篇长达8万字的学术论文。前后写了十个月。他的删节稿曾经是作为《红楼梦》出版的前言。

    我们从事中学语文教学,不管兼不兼业余的作者,但都是从事文学活动、文学工作的,最重要的是要有深厚的文化素养。艺术素养是文化素养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化素养的获得我在前面已经以流线的方法做了一些说明、做了一些发挥。人格修养、文化素养都是一种内在的逻辑关系,联系紧密,这是我讲的第三点。

    第四点就是提高艺术素养的核心是提高艺术鉴赏力、艺术判断力、艺术感悟力,包括艺术直觉能力。归根结底就是提高我们的审美能力,认识的、把握的能力。所以,艺术素养的核心和艺术素养的表现就表现在你的艺术鉴赏的能力,艺术欣赏的能力,艺术的把握对象的能力,艺术的解析文学作品的能力。我们现在就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剖析和研究。现在就进入我们今天要谈的最重要的部分。

    首先,要提高艺术鉴赏力,艺术欣赏的能力。何其芳在五十年代都在批判俞平伯的时候,就是由李希凡、蓝翎发起,由毛泽东支持肯定的那个运动当中,他写了一篇文章《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在当时在一片批判声中,批判俞平伯的“资产阶级唯心论”、俞平伯的“胡适派研究观点”当中,他提出来俞平伯对《红楼梦》的研究还是有贡献,特别是俞平伯有很强的艺术的欣赏能力,艺术鉴定能力,他确定了《红楼梦》的后四十回不是曹雪芹的原著,而是高鄂的续书,这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些观点在他的《论〈红楼梦〉》当中得到进一步展开,肯定了俞平伯的是很不容易的。由于当时俞平伯是批判对象,他是研究所的所长,一个方面的领导人,俞平伯就在艺术研究所。他当时力排众议,在定级时的时候定俞平伯为研究一级,工资还比他高10元。因为他是共产党员,他的工资是345,俞平伯的工资是355,一级教授。大家注意,这是在当时墙倒众人推的情况下,他还是不避他会受牵连,实际上后来从文革当中看他还是受牵连。因为俞平伯的学问很高,他是清代一位大学者俞樾的后代。俞平伯的母亲说过一句话:“俞家至平儿,五代书香。”所以俞平伯的学问,评他为一级研究员,完全是当之无愧。在文革前夕,为了反修,毛泽东让何其芳编了一部《不怕鬼的故事》。何其芳编出来以后,写了一个序。交给毛泽东,毛泽东改了三次,随便说一句,《不怕鬼的故事》的序言,可以看出来,最锋利的,文字写得最漂亮的都是毛加的。毛泽东讲这些故事时,有一个评价,说写得的“光昌流离”。何其芳见过“光昌”在一起用,也见过“流丽”在一起用,就是没有见过“光昌流丽”在一起用的,因为文章毛泽东改好以后在《不怕鬼的故事》的序前面,给何其芳的名字前面还加了“中国科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对这个没有把握,就打了一个电话问俞平伯,见过“光昌”在一起用,见过“流丽”在一用,就没有见过四个字在一起的用法。俞平伯说有这种用法。于是他才放心了,发出去。现在看“光昌流离”这一段就是毛泽东加上去的。毛泽东非常喜欢这种用法,他后来评价初唐四杰中的王勃,王勃写《滕王阁序》,他说的王勃的文字“光昌流丽”,也用了。后来毛泽东的读书笔记印出来,我才看到。但是,很了不起的是,文革中他为这一条被斗得要死,说:“我们心中的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的话你不听,毛主席的话你不听,你不相信,你只相信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是“光昌流丽”。对于鉴赏力我顺便插进了这一段,鉴赏力对一个作家来说非常重要的。对于从事教学的,尤其重要。这一篇作品好,好在什么地方。你要对学生讲清楚,提高他们的鉴赏能力,提高他们的艺术素养,如果你的能力弱就不行。

    一个很突出的问题:什么是鉴赏。文学有两个过程,一个是创造过程,作家是主体;一个鉴赏过程,读者是主体。西方有一个新的美学,叫做“接受美学”,文学的接受,实际上讲的就是鉴赏问题。所以鉴赏力就是判断一个艺术作品好坏、高低、雅俗、文野的综合能力,它是揭示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过程。提高文学的艺术鉴赏能力当然要多读文学艺术作品,特别是那些名著。刘勰曾经讲过两句话:“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原文为“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文心雕龙·知音篇》)这是一个比喻,看了一千把剑,你就认识什么是剑器,你看过文学名著百部以上,你就有了能力。

    我们的何其芳老师,我做他的研究生时,五十年代,那个时候,还比较早的研究生,现在分博士、硕士,那时什么都不分,学制三年。我们入学的第一件事,何其芳老师给我们开了《必读书目三百部》,这里面有的是我们读过的,但是一看那个书目大部分是没有读过,就是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都开进去了,实际上文学名著只有270多部,还有一些文学理论方面的、哲学方面的、经济学方面的,后来我们还认认真真地读了,我当初的那点底子就是读那些书来的。后来三年书没有念完,因为我们参加文学批判耽误了一些时间,就提出能不能延长,他很高兴,说:“好吧。”就跟吴玉刚商量,吴玉刚是当时我们人民大学的校长说:“那好吧,再延长一年。”所以我们的毕业证书上就写的“学制三年,统一延长一年”。为什么要延长一年,就是因为书没念完,三百部没有念完。一些最重要的没有念完。可以看出来在提高艺术鉴赏力上很重要。

    何其芳老师讲他自己念书,读的是哲学家系,读的是黑格尔,黑格尔非常艰涩。他也写诗,他说当时翻译过来的新诗有一个书架,一个书架的书他都看了。他读书非常认真,我们见到他的时候,做他学生的时候,四十出头一点,就戴了两个啤酒瓶底一样的眼镜。我不是提倡大家都来念三百部书,都来念成这样的眼镜,但是这种读书的精神应当提倡的。比如说写《人民诗人屈原》的一篇,那是他第一篇文史研究,他把所有《楚辞》注本,几十种,从头到尾都看了一遍,那篇论文也就一两万字。这样做学问,来进行这种训练。所以你看他诗的那种感觉,当然有先天的东西,那是很苦的。

    58年他到西安去,开座谈会,他到西安去,当时搞农民诗运动,他就很不赞成。陕西作协就把我们这些年青人召去。当时一天到晚发表“诗会”,“农民诗人”王老九等等,他讲话完全不一致,浇了一盆冷水。他说:“我到‘诗村’去了,诗人很苦,谁来参观他都要写一首诗。我去了以后也送我一首诗,那诗实在不敢恭维。”他不是说很好,没有!他说:“我们这个‘诗村’要出‘八个李白,十个杜甫’,哪怎么可能呢?我们中国不就出了一个李白,一个杜甫吗?”不相信!他说,我最难的时候写诗,一首诗几句有时候在山上跑来跑去,几天才出来一句。他说你们看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李白,一个杜甫,你这个“诗村”要出“八个李白,十个杜甫”怎么可能呢?后来,他对于革命诗歌也有自己的主张,自己主张的革命诗。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曾经提出,“我认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应该走民歌和中国古典诗词相结合的道路”,这是毛泽东的意见,是他的意见。何其芳是不赞成,因为他主张诗词要押韵等等。当时康生是主管这一块的,就组织人对他的批判,他的一些老战友,张光年,还有福建的赵炳生(音)等都来写文章批判他。他火了,写了很多反驳文章,关于格律诗的讨论文章,写了一篇文章反驳。说当时赵炳深文章当中把无比的大写成“天比地大”,文章写得非常锋利,对张光年这些老朋友,老战友都不客气。康生一看来火了,这还象共产党员吗?要开除他的党藉,还是毛泽东讲了“其芳是个书生”,也没有开除。但那场论战非常激烈,我的老师的文章写得最锋利的就是那一篇,可见写好文章还是要动真感情。是非常棒的文章是诗歌批评史上的一篇名著,尽管他的主张你不一定都赞成。所以提高诗歌鉴赏力,我认为是一条千古不易的原则,要多读诗、散文,特别是一些名著。

    另外一个,功夫在诗外。一个作家必须要有综合的艺术素养,不仅仅是文学。我是研究杜甫的,杜甫在当时,从他的素养来看,他有研究书法的诗,《李潮八分篆诗歌》(《李潮八分小篆歌》),写得非常好。就对中国文字的历史、书法的历史做了一个概括的论述。但他的主张我觉得跟书法的发展不尽相符,但他确实是懂行的。他提出“书贵瘦硬方通神”,而与他同时代的颜真卿恰恰是在书风上一改两晋以来,南北朝以来、包括北魏、初唐以来清秀瘦硬的书风,而趋向于厚重,笔触趋向于粗壮劲健。当然,杜甫在论书还论到了张旭,在《饮中八仙歌》中专门讲了:“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讲张旭的草书,称为“草圣”。张旭是杜甫同时代的,年龄比他稍大一点,很有性格,人称“张颠”。张旭不管在王公大臣面前,有时候把头巾一甩,把头往墨池一蘸,然后就写。张旭的草书实际是怀素草书的前驱,怀素到了长安以后,就师从张旭、张长史。张旭的诗也写得非常漂亮,比如他写桃花,写桃花源,“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桃花谿》)隐隐一个飞桥隔着野烟,然后在那个石矶,燕子矶,就是石矶,就是水边上突出的石头谓之“矶”,“石矶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哪里?“洞在清溪何处边”。写得多好啊!还有写《山中留客》,里面写道终南山,“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你看看。“纵使晴明”,没有雨,但是你跑到云端里面去,也能沾湿衣服,那种诗的感觉。张旭的草书里是能够读出诗意的,奇就奇在这个地方,他是打通的。

    所以杜甫讲到自己时就说:“词源倒流三峡水,笔阵独扫千人军”(《醉歌行》),他也讲到自己,他没有中进士,他是给唐明皇献了三大礼赋以后,唐明皇说这人能作用,让宰相李林甫看能不能任用他。宰相府当时就考了他,他就当众挥毫,当时观看的人象一堵墙一样看他写字,可惜杜甫没有书法留下来。我想如果留下来,根据他“书贵瘦硬方通神”,可能是瘦劲一派。他说那么多大书家,颜真卿一个字都没提。颜真卿在当时非常有名,颜真卿比杜甫还大3岁。我后来发现了一个奥妙,一个原因。原因是什么?肃宗李亨在灵武即皇帝位,他爸没同意,他就即了皇帝位。在李光弼的辅佐下就那儿起兵就打过来了,他老爹还在成都。在成都怎么办?儿子已经即了皇帝位,你让他当还是不当,还是当做什么,他还是太子?杨贵妃一死,唐明皇跑到四川去了,不回来,中原是战火纷飞,群臣都拥戴他儿子了。这个时候,他只有一条路,就是让位。他就让宰相房琯拿了一条圣旨给他送去,送去以后,当时安禄山已经占了长安,杜甫还在长安逗留了。要不要和安禄山西进的部队打一战,当时宰相房琯实际上是一个书生,他不懂得,然后在那个陈陶原上那个地方一打,结果一打,全军覆没。杜甫写了《悲青坂》《悲陈陶》,这个《悲陈陶》“四万义军同日死”,“血作陈陶泽中水”,他在长安看到“胡儿归来血洗箭”,箭都让血洗了,“仍唱胡歌饮都市”,悲痛得不得了。(原诗为:“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房琯在指挥上的失误,在错误的时刻进行了一场错误的决战,结果全军覆没死了那么多人,就要问官琯的罪。正好这个时候杜甫从长安逃脱了,从终南山跟前去见天子,他自己说是“喜达行在”,“行在”就是皇上临时驻跸的地方,“麻鞋见天子”,穿着一双麻鞋就见了天子,“衣袖露两肘”,衣服袖子都蹭破了,两个肘子还露在外头。(《述怀一首》)肃宗念他忠诚,马上给他左拾遗的官衔。以前他没有干过左拾遗,给他左拾遗的官,左拾遗是谏官,他一当左拾遗,马上给房琯辩护,说房琯不能问罪,他是忠臣,你忠不忠于导致好几万义军同日死,他自己也知道。肃宗就来火了,就推问他的罪,而审他的有宰相张镐,主审官就是颜真卿。颜真卿当时不得了,颜真卿是满门忠烈,当安史叛军席卷中原时,只有一个地方,就是平原太守颜真卿的部队,一家子的部队,成为乱军中的一个中流砥柱。后来他的弟弟、侄子,都被叛军所杀,满门忠烈。恰好就是他当时审问杜甫,他大概也不饶杜甫。颜真卿的脾气大得很。你看他的书法《祭侄文稿》、还有《争座位稿》,就是朝拜皇上时,上朝时谁应当坐在哪儿,谁不应该坐在那儿,他都要争得不可开交,成为颜真卿最好的一个草书,名作,来火得不得了,情思溢于言表。大概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杜甫说“书贵瘦硬方通神”,我就不提你颜真卿,本来《李潮八篆诗歌》中应当提一下,那是划时代的,他也知道,他也是认识的。我估计有这个过节,这是我的研究,我不敢一定说是这样,但人都是有感情的,颜真卿可能一定要他死。后来还是宰相张镐求情,饶了他一死,饶了他坐牢,但是当时要押他也没有牢房,行在,皇上都在外乡,天牢都没有了,那你回去吧。杜甫就写了很有名的《北征》,“至德(皇帝)二载秋”“杜子将北征”,这是他最长的叙事诗。

    杜甫懂书法,懂画,画的素养非常高,尽管我没有看见他画。但他对那些画的评论,杜甫的论画诗大概有十几首,每一首都可看。我们现在这些搞评论的人,我也搞书画研究,绘画评论,写书画评论。我看杜甫每一篇论画诗都在画家的画外都能找到很多东西,大家知道绘画是瞬间艺术、造型,他是切开一个横截面,从这一点引起读者读画的联想,想到整个过程,把它展开。杜甫他这个评画是这样,他把过程展开,他这一点很厉害。比如说他《丹青引赠曹将军霸》就是这样一首诗,曹霸其实我们并不了解,就是因为杜甫他出了名了:“将军魏武之子孙”,他是魏武帝曹操的后裔。然后他写这个画马,追溯历史,“国朝已来画鞍马,神俊独数江都王”(《韦讽録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全唐诗》作“国初已来画鞍马,神妙独数江都王”),江都王是李姓的画,画法神俊。他讲到曹霸的画,说:“玉骢尽在御榻上”,“一洗万古凡马空”(《丹青引赠曹将军霸》,原句为“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就是画的马在皇上坐的御榻上,“一洗万古凡马空”。还有他一首题画的诗,叫《奉先刘少府山水障子歌》(《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障子”就是屏风,就是在屏风上画,山水障子;刘少府,少府就是副县长;掾吏,他自己也做过掾吏,他做过华州司空参军。就在这个地方,他自己说过:“曾为掾吏趋三辅,忆在潼关诗兴多”(《峡中览物》),他是做过缘吏的;奉先府,就是今天陕西省白水县这一带,当时给他。在这当中,他讲这幅,他看到这幅画,形容这幅画画得好,“元气淋漓障犹湿”,“元气淋漓”,让你感觉虽然画了那么长时间,但还是湿的,使他不由得“青鞋布袜从此始”,想要出家,到这个画里去出家。穿上青鞋,穿上布袜然后到这个画里去出家。还有这里面第一次用“反思”这个词,我新时期初期研究“反思文学”,“反思”这个概念我就追溯到杜甫这个概念,“反思前夜风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写这两句。就是看了画以后,想到前夜风雨之所以急迫,就是由于鬼神作用于画的结果,把现实生活与画中的山水打通起来,融为一体。这个就可以看出杜甫绘画的素养,不然不可能写得那么好。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是用诗来评画,叫做咏画,画诗。比如他很有名的一首咏画的诗,叫做《画鹰》,一开始就是“素练风霜起”,“素练”就是白色的绢,“风霜起”感觉到风起霜落,这个季节,秋高季节是放鹰,放猎鹰的时节;“苍鹰画作殊”,苍鹰画作特殊,苍鹰很特殊;鹰画的是什么样子呢?“绦旋光堪摘”,就是它落上很光亮的金属的东西上面,抓在上面,那个光看起来很有质感,可以摘下来,那种质感很真;“轩楹势可呼”,房子外面你要看到这幅画,你只要一招呼,它就可能唤过来、叫过来;然后写鹰的姿势,?身思狡兔”,“㩳身”就是往后站,要往前去先往后做一个姿势,继续起来就往前冲;“侧目似愁胡”,眼睛是黄色的,鹰眼睛是黄的,象发愁的胡人的一样,胡人就是西域来的洋人,黄眼睛仁;最后两句“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如果让它抓一下,那肯定是“毛血洒平芜”,毛和血肯定会在平地上洒开。你可以看出来他写活了,给了瞬间的画面一个过程,“轩楹势可呼”,你喊它一下它就会跟你来,“何当击丹鸟”,如果是抓了一个普通的鸟,比如抓一个麻雀,“毛血洒平芜”,一下抓着。另外,音乐,他有名的《赠花卿》,就是写在成都,花卿叫花敬定,一个有名的游士,在成都,他写到这诗送给他。唱得好:“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这就是写音乐,他在当时写“此曲只应天下有,人间能得几回闻”,音乐竟然达到了这个境界。舞蹈,《公孙大娘舞剑器行》(《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这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个写舞蹈,他还有其它写舞蹈,但这一首非常重要。他是在夔州县、奉节县,在晚年,碰到一个李十二娘在舞剑器、西河剑器。剑器在当时就有文舞、武舞之分。剑器属文舞,叫“西河剑器”,又叫“西河剑器浑脱”。可以看出来,他形容舞剑这种状态,他回忆六七岁在河南的漯河市看到公孙大娘当年舞的剑器,据说张旭看了她的西河剑器草书大长。他自己形容?(火+霍)如雷霆收震怒,静如江海凝清光”(原诗:“?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写这个舞蹈、舞姿。这都是诗,功夫在诗外。

    所以对于我们从事语文教学的老师来说,这一点也很重要,我们也要有一点诗外的功夫。懂一点画,能画更好,懂一点音乐,这些就是光是就诗念诗是不行。因为“生活有多么广阔,文学就有多么广阔,文学创作涉及就有多广阔。不能在此插一块牌子:‘此系禁地,文学免进’,不能这样。”我上面这段话是我老师何其芳的话。文学作为艺术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反映,因此对我们来说是多方面的艺术家。

    我是研究戏剧,研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北京人艺的导演学派的创始人、奠基者是焦菊隐,这是1907年中国春柳社创建以来最伟大的导演,他本身就是学者,契诃夫专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专家,而且是中国戏曲的专家,曾经做过中国戏曲学校的校长,留法获博士学位,而这博士学位当中论的就是中国的戏曲。北京人艺被称为中国最高的艺术殿堂,世界公认的话剧艺术的殿堂,他本人贯通中外,贯通古今,所以事业出了北京人艺一整批大艺术家。比如于是之,他在电影《青春之歌》中演于永泽,在戏剧中演《茶馆》中的王利发,最重要的一个角色。百年以来中国话剧最好,成就最高就是《茶馆》,《茶馆》的主演就是于是之,说了一辈子话剧晚年不能说话。他一辈子梦想的就是自己有一间书房,八十年代他有了一间西向的屋子,有了一间书房。字写的很好,后来做了北京人艺的副院长,对焦菊隐的“心象说”做了重要的诠释和贡献,在表演上很下功夫,学者型的演员。还有比如说苏民,苏民是演《雷雨》里的大少爷的,他儿子濮存昕也演这个角色,父子两代人都是演这个角色,濮存昕现在是公认的偶像,北京人艺的副院长,在表演上很著名。苏民是画画很好,书法也写得很好,书法是隶书。

    最近莫斯科艺术剧院,随便说一句,北京人艺就是以莫斯科艺术剧院为模式的表演团体,当年他们叫“四大巨头”,北京人艺创立时,党委书记赵起扬、总导演总创作焦菊隐、名导演欧阳山尊、院长曹禺,他们提出了北京人艺要办成象莫斯科艺术剧院那样的有世界影响的第一流的艺术团体。前些时候莫斯科艺术剧院来交流的时候,濮存昕就送他们一幅字,是仿他父亲的笔意写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什么意思,这是《桃花源记》里的话,渔人的口吻,说桃花运源中先是避秦时乱,不复出焉,不知有两汉,魏晋更不必说了。陶渊明写的时候已经入晋了,所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知道有莫斯科艺术剧院的话,就不可能懂得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是源流关系。你看几代人很有文化,北京人艺这些演员很有文化素养。

    苏民还是导演,除了演戏之外,很多名剧都是他导的,《天之骄子》、《李白》都是他导演的。最近复排《蔡文姬》,两次复排都他导演的,他儿子濮存昕也是重要角色,演的是曹植。《李白》里面他演李白,都是他导演,这戏导演是有难度的,一般演员是导不来的。苏民是他参加革命以后的化名,濮是他真正的姓。所以人艺这些表演艺术家都有,浑身是武艺,才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到西欧演《茶馆》,疯了,他们没见过,那是话剧的故乡。到那儿去演,他们都说我们这里演不来。大小角色都是由第一流的演员来演,都是学者型的。演员尚且如此,何况我们以教语文教学为职业的老师,我们也要拓展知识面。

    以当代作家而论,就我了解,小说家李国文其实他是学戏剧出身的,他是南京戏剧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现在在北京,培养出来的,他的小说当中对偶然性的利用就可以看出很多戏剧因素,戏剧讲的就是偶然性,没有偶然、没有巧合就没有戏剧,恰好在关键点这个人要出现,在关键点上这个人没有出现,戏就没法演了,跳湖的跳了湖了,上吊的上了吊了,这就不行了,就在关键点上人出现了,应用的极其巧妙,不露痕迹。李国文有当年茅盾(沈雁冰)的本事,他能够背诵《红楼梦》,很厉害的。茅盾当年就是这样,到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管翻译的那些编辑部的年青人就说:“沈先生,听说你能背《红楼梦》,请你把二十六回给我们背一下。”他马上从二十六回第一个字背到请听下回分解,厉害不厉害。李国文他就是这样,能写音乐,他懂音乐,《空谷幽兰》写得那种节奏感非常好。他写的《冬天里的春天》得了茅盾文学奖,买了一架钢琴给他爱人。到他家去,他说:“你看,这就是我用茅盾文学奖的奖金买的。”王蒙是懂音乐,轻音乐,作品里面有描写,写那个《歌神》,不懂音乐写不来。宗璞,冯友兰的女儿冯宗璞,河南唐河县人,祖籍河南唐河,南阳是出作家的,一批作家,包括当代的。她是懂音乐,第一个她能弹琴,弹的非常好。她的作品中能读出宗璞琴感的应用,她的第一篇成名作品《红豆》,可以看见她琴得好;她的另一篇作品《弦上的梦》,获全国短篇小说奖,写那个音乐。宗璞的作品当中是能够读出情感的律动的,这是唯一的一个可以用“优雅”来形容的中国的当代的女作家。女作家很多,但可以用“优雅”来概括她的风格特色的就她一个。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宗璞优雅风格论》,在《文学评论》上发表,她现在好几本书都拿我这个做序。因为我认为我抓住了她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她的家世、她的文化环境、她综合的艺术修养和综合的文化素养,如果没有这些,我们毫不知觉、毫不感悟,读她的味道就很难读出来,和学生讲就很难讲到位。

    以鲁迅为例,鲁迅是搞文学创作的,当时他是中国当代木刻的推动者和指导者,他有很多信,给李桦的信,讲出来的一些艺术主张,是非常高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就是鲁迅先生论绘画时讲的话,中国的木刻运动他是领袖人物,珂勒惠支的石版画是他介绍到中国来的,他懂德文的,很厉害。他就谈画,他要算画家算不上,但他懂得。为什么我要讲艺术素养问题,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艺术素养方面,是多方面,希望大家用心,记住古老的“功夫在诗外”的名言,提高自己综合的艺术鉴赏力,见得多的,思考的多,形成一种直觉。这个作品,一读完,不用思考,就说好,这是一种直觉。直觉是以长期的自觉的思考为积淀、为积累而后形成的一种心理把握能力,它缩短了原来、本来应当有的那一个过程,将过程删略过去,一下子得到。常常读一个作品有第一印象,所谓第一印象,就是直觉把握到的能力。我们搞批评的,我现在就是这样,写一个作品的评论,读了以后第一感觉怎么样,然后再来解析这一感觉,解析这个感觉是需要一些理论的,这就是一篇文章。这个把握是非常重要的,看画、看戏、看什么都是这个。这个问题我举了杜甫的例子,又举了当代的例子,当然还可以举的例子很多,现在就不举了。

    现在还可以讲两点,第一点就是请大家重视和注意生活的积累。过去常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讲的这个是行万里路的问题。作家的作品写的是生活,我们做文学、教育学的要做生活的有心人。生活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都呈现给你在你这个生命时段当中呈现在你的眼前,有人有获得,有人没有获得。比如下雨,雨下在肥沃土壤里面就被吸收了,下在石头上就流掉了,我们要做肥沃的土壤,吸收老天给我们的恩赐。每一个的生命都是一样的,有的人是碌碌无为一生,有的人就是能够抓住用的心而上去了,有了成就、有了成绩。我们讲,至少作为一个语文老师,你语文讲的好,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文学的、艺术的感悟能力都有比较高的悟性,你把他培养出来,特别是有才华的学生,我们能够发现出来,把他培养出来,所以必须做有心人。这就是我刚才介绍的刘勰的那句话“研阅以穷照”。毛泽东讲读两本书,在他的《认识论》《实践论》里讲,一种是间接知识,一种是直接知识,读书是间接知识,在间接知识的潜伏的实践与经验把他升华、接受,但接受的前提是自己的实践。陆游有一首诗,叫《冬夜示子聿》(《冬夜读书示子聿》):“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躬行”,实践,所以在我们在实践中要做有心人。我主张做笔记,读书做笔记,生活也要做笔记。这是很多名家、名人行之有效的方法。我刚才讲到章学诚,章学诚这个人智力是中下,他自己写的,他开蒙比较晚,读书也读得很快。但他做“札记”,就是笔记,把每一天碰到的东西、想到的东西就记下来,再加以概括总结,他的《文史通义》就是这样出来的,谁研究中国历史可以不研究《文史通义》呢?你就绕不过去,他就讲自己就是一点,就是记笔记,通过这个出来的。我建议做一点笔记,我介绍一点经验。我到哪里到带着我的笔记本,看画展、看戏、参加会议,尤其现在我们参加会议叫做高层论坛,也确实会遇到一些文化界的名人,你要是去人家是要出钱的,又不要出钱。看完以后,你们走出去什么问题,过了几年都忘光了,我还留着一套完整的笔记。我的笔记可以说到现在为止记了半个世纪以上,一年四五百,你算算多少,就这样一年有四五百,一个几层高书架。这是笨功夫,但有效。比如说举一个例子,纪念荒煤(陈荒煤)逝世,后来一个秘书,叫严婷(音)的,要我写一篇文章怀念荒煤同志,我就写了荒煤同志在文学所的就职演说。我为什么能写这一篇呢?就是因为他当时演说的时候,他那个稿子,也没有复印,唯一有的就是我的那个笔记,现在研究荒煤的都引用我的那一段话。因为我有笔记。我有好几个朋友都讲何西来和他的笔记。有的人脑子好能够记住,一年你能够记住,十年、二十年你还能够记住说什么话吗?我有,我看一个画展,看了什么画,什么感受,我都记下来。

    我再举俄国的例子,契诃夫,著名的小说家,《契诃夫札记》,出版了。有的札记记在那个湖畔大堤上远远地看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可能是一块碎玻璃,这样的细节他都记下了。康德,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在过去,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讲黑格尔,非讲康德不可,因为康德是正法核,黑格尔是副法核,找到了一个核体。康德抓到一张张就写在纸上,手纸上都是他的稿子,最初的想法。最后整理出来《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三大杰作,就造就了他。这个不信你就看看俄国人写得《康德传》,就可以看出来,都是这样一个过程,没有这样不行。

    另外一个,我觉得应当鼓励孩子们写日记,我们自己有可能也应该写日记。蒋介石有一个很大的优点,父子两代人写日记。过去我们讲蒋介石,卖国贼,但你看看他的日记,日本人占了东北以后,蒋介石遗书都写了,要上前线,还是宋庆龄把他劝住,说把你拼掉了以后怎么办,抗战怎么办?日本人也不饶他,打到浙江以后掘了他的祖坟。是这样一个人,并不是一个卖国贼可以概括的,他抗战当中牺牲的将领将级以上一百多人。所以说,要养成这样一个习惯。日记有一个好处,一个记下自己生命历程的轨迹,另外一个可以帮助你反思,可以帮助你鞭策自己,看看自己做的怎么样,人是一点点修炼起来的。所以我建议,让孩子们比较早地写日记。这看起来很简单,写日记的人,“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紧初坚持一年、两年,甚至十年的有,但是能够坚持一辈子,写到最后的人少。但是就是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把生活记下来,你有了这点,就有了思考。人的思考从哪里来,就是这样一点点积累的。

    最后一点,我主张多写。我主张老师们也多写。我是搞理论批评的,我是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起步的,到中国当代文学,搞书画批评,搞戏剧评论,但是我主要的立足点还是中国文学评论和文学批评。但是我深知你要有一点实践,所以我也写散文。你什么都不写,你知道中间的甘苦吗?你就不知道。所以别人的小说不好,你就写写,你就知道难点在哪里。就像王蒙评《红楼梦》,绍雁翔给他一个评价:“只有写小说的人,只有当了文化部长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所以我主张多写。我主张在座的,能够哪怕写日记,写笔记,最好学着写一点作品,写一点诗。徐晓彬老师把他写的近代诗、格律诗给我看,到西安他也写诗,诗写的怎么样我先不评论,看完后再评论,但这种精神值得肯定。在西安他写了七八首诗,关于西安。你去到在什么地方,比如平仄。现在普通话中就是入声字的辨识和运用,现在就入了四声,入了上声、去声还好办,但许多入了平声。《三国演义》“国”就是阳平就是入声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是入声字,“六”是入声字,“七八十”,现在入了仄声字。你把它作为一个平声字就是错。你跟学生讲“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意象什么的好讲,但是格律平仄的问题你得讲音律好好在什么地方?还有对仗的规律,平仄虚实什么词性的对仗都是。你自己不会写分析别人也可以,写一写掌握更好。你是主张多写,我的老师何其芳就主张多写。本来编辑是不要写的,但是他要求年青的编辑一年要写一篇论文,拿出来大家讨论。你自己写都不会写你怎么判断别人好还是不好。我认为这是极其正确的,而不是说文学编辑近水楼台先得月,其芳老师不签字你是发不出来。你要他签字,那难了,改十遍八遍都不一定改出来,要改到他满意,或基本满意了才让你发出来。所以我主张多写。我希望多看、多写、写笔记、写札记、写日记、写作品,熟能生巧。一个人一生算总账时,你所获得的荣誉,你所取得的成就,你所达到的高度,不多不少恰好等于你付出的辛劳,没有捷径,都是苦出来。好文章是拿命换来的,任何人概莫能外,我认为这是一条铁则。谢谢大家!

    徐晓彬:我也是和大家一样,是坚持到最后的人群。前两天我在《文汇报》上看到了一篇文章,说布拉格出了两个鲸鱼级的大作家,一个是卡夫卡,一个是兹维列托娃。我看到了以后,就想到了杜甫的《戏为六绝句》中的两句诗:“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我在座的各位和我一样,听过无数的关于教师培训的讲座,但都没有感受到鲸鱼级的讲座是什么样的。今天何老师带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个鲸鱼级的厚实的报告。我想各位老师的反映和我一样,我们老师工作二十年的,今天我的感觉就是我们再次坐进了心向往之的大学课堂里,再次领略了我们心向往之的神采飞扬的一个报告,所以我们又讲了何老师讲的艺术修养,我想我们又一次“回到拉萨”。我的感觉很多,归纳几点:一个是作为语文老师应该学会“雅”。何老师今天讲到了艺术鉴赏力、判断力,“别裁伪体亲风雅”,应该是一个语文老师的基本功。那么多的文学作品、文学巨匠,都是我们应该亲近。,另一个何老师教我们一个人应该勤奋。何老师的笔记记了半个世纪,我们今天记,记到退休,是否也有半个书柜?所以今天我就要提出八个字,我们一齐来共勉,就是:“你有网易,我有笔记。”第三,我觉得何老师还教给我们一点,一个人不仅要“雅”,不仅要“勤”,而且要“全”。我们也听到一些讲座,PPT点得不歇火,忙得不得了。但何老师下笔就是书法,出口就是文章,这就是张越唱的《一个人的精彩》,一首英国流行歌曲(电影)的题目《One Man Band》(单人乐队)。何老师往那里一坐,什么都有了。《荀子》上讲:“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一个君子就象何老师这样把全和粹集中在一个人那样,站在那里就是语文课。何老师提到濮存昕,提到濮存昕给莫斯科剧院的题辞,就是从哪一个方面给我们的鞭策。濮存昕讲“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莫斯科剧院是人民剧院的前身,但我们的语文老师千万不能“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只知道中考、只知道高考,什么绘画,什么书法,都不知道,那就惨了。何老师今天教给我们一个语文老师要勤、要全,何老师他的书斋名叫“六业斋”,今天我们在六业斋中再次聚会。“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附:

    《红楼启示录》王蒙

    (三)回味起来仍然得意

    关于“茗烟闹书房”

     

    茗烟闹书房也是一件小事,对于主线(不论是爱情主线说还是阶级斗争主线说)可有可无。但写得特别生动有趣,活灵活现,疏密得当,场面乱而写得清楚明白,使读者有“洞察之乐”。过去每逢读到宝玉的几个小厮扫红、锄药、墨雨一齐乱嚷:“小妇养的,动了兵器了”,便觉得闻其声而观其闹,十分地热闹开心。这一段读起来也相当轻松,可能是《红楼梦》中最轻松的章回之一。其他章回,生生死死,爱爱仇仇,善善恶恶,昏昏昭昭,即使表面的轻松愉快——如写宝玉给黛玉讲耗子的故事,写年轻人们一起取笑打闹吃酒猜谜行令——也掩不住一种不祥感、惶恐感,哗啦啦大厦将倾的破灭感。

    故而也可以说这一回是“闲笔”。即使短的小说中也会有一两处闲笔,闲笔不是废笔,闲笔可添趣味,可调节奏,可增侧面,可扩空间。有闲笔才说明了作家的胸有成竹,驾驭得当。

    至少在这一回中,宝玉、秦钟、金荣、贾瑞、贾蔷、贾蓝、贾菌、香怜、玉爱、茗烟、扫红、锄药、墨雨,基本上是一个水平一个层面一个鸟样,并无高低贵贱之别。贾代儒老先生一走,这里成了无政府安那其,出现了短暂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痛快局面。贾代儒留的作业只是一句七言对联,功课已压不住了。(这是一个反证:功课的压力是不可或缺的。)因此“秦钟和香怜挤眉弄眼,二人假出小恭……”已没了王法。金荣一口咬定这二人“在后院里亲嘴摸屁股……”最后大打出手,言论行动都已大有突破。宝玉“一味的随心所欲”,向秦钟说:“咱们两个人……不必论叔侄,只论弟兄朋友就是了”,实现了无辈份的平等。茗烟本应叫金荣为“金相公”的,“得了这信,又有贾蔷助着”,便大呼,“姓金的,你什么东西”,直到隔窗揭底,说金荣“他是东府璜大奶奶家的侄儿,什么硬仗腰子的,也来吓我们!”公然对主仆界限表示藐视,平等意识与民主意识大增。李贯一面称呼贾瑞为“你老人家”,一面对贾瑞深刻指责,硬把一切责任扣到贾瑞身上。就连宝玉,仗势欺人地高呼“我去回太爷去!”“我必要回去的!”(这里的“回”作汇报、禀报解),也终于被李贯止住了,除此时此地之外,还有这等平等的事态出现过吗?至于博爱,薛蟠、宝玉、秦钟、金荣、香怜、玉爱、贾瑞……都是见一个爱一个的货,其爱焉为不博?因爱生妒,因妒生斗,看起来这场乱子还是因狭隘的爱而生呢。

    乱子的起因在于薛蟠“不来应卯”从而留下的真空。在于因此产生的宝玉的新权威的未经确认,也就是说,宝玉与其密友老侄秦钟尚不能服众。这样,“东风吹,战鼓擂”。这所义学里的孩子便当真“谁也不怕谁”起来了。

    乱子真正闹起来的关键人物是贾蔷。“他既和贾蓉最好,今见有人欺负秦钟,如何肯依?但又不愿挺身出头,怕与薛蟠伤了和气,”于是要“用计制服”,“又止息了口声,又不伤脸面”。他的“计”便是挑动起茗烟来闹。而自己呢,“跺跺靴子,故意整整衣服,看看日影儿说:‘正时候了’”,蹓之大吉了。这是很有中国特色的人物,好斗,有倾向,躲在背后,假他人之手闹一气,而自己远远避开。其中跺跺靴子、整整衣服、看看日影儿连用三组叠字动词,最为传神。小小年纪,如此心计,如此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做假,不但不“居功”,连围观看热闹也不曾,不能不令读者赞一声“厉害”,倒抽一口冷气!

    贾蓝、贾菌合写,二人性格不同,贾蓝主张不介入,劝贾菌“不与咱们相干”,贾菌却跃跃欲试,抱起书箧子来向金荣那边扔去,却扔到了宝玉、秦钟案上,把宝玉的一碗茶砸得碗碎茶流----有斗志却无斗力与斗争经验的人的介入,只能使一场乱子的阵线更加混乱,只能帮倒忙,只能使温度更加升高,气氛更加白热。“众玩童也有帮着打太平拳助乐的,也有胆小藏过一边的,也有立在桌上拍着手乱笑、喝着声儿叫打的……”这种概括性的群像描写十分耐人寻味。打太平拳也好,乱笑叫打也好,都是非功利的加温和声援,你打,他取乐,却没有上前解劝的!

    幸有大仆人李贵,相当干练地平息了这一场大闹。由仆人来平息处理主人的纠纷,颇别致。李贵的处理原则是:一、基于权势地位身份,宝玉、秦钟只能胜不能败,金荣只能败只能磕头道歉。斗了半天,“势”在那儿呢,“势”不是靠金荣、贾瑞能斗出什么变化来的。最后,对这个势不忿的人只能向这个势再次确认。二、适当降格,不同意回这回那,而是就地解决,把责任扣到贾瑞身上,数落贾瑞几句为宝玉、秦钟出气,也是大事化小的意思。三、抑制激进分子,喝斥茗烟“偏这小狗攮知道”,“仔细回去好不好先捶了你,然后回老爷、太太,就说宝哥儿全是你调唆的!”。表面上是喝斥茗烟,实际上也收到了为宝玉降温的实效,盖此事上宝玉并无光采也。李贵的这套处理乱子的经验,也是有道理的。

    贾代儒不在,贾瑞代理。贾瑞向着金荣,“以公报私”,拿着香怜作法,着实抢白了几句,如果就此为止,金荣、贾瑞就大获全胜了。偏偏小胜冲昏头脑,金荣“越发得意”,“摇头咂嘴”,“许多闲话”,触怒贾蔷,闹出一番风波。及到李贵出来,贾瑞也只好让步,他的“势”哪里是宝玉的对手?真是欲沾便宜不得,反蚀了本。

    金荣回家向母亲胡氏吭吭唧唧,立即受到母亲责备,而且胡氏一针见血地指出:“若不是仗着人家,咱们家还有力量请得起先生么?况且人家学里,茶饭都是现成的……家里也省好大的嚼用……你不在那里念书,你就认得什么薛大爷了?那薛大爷一年也帮了咱们七八十两银子……”这就明确了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是非曲直,而在于利害。

    封建社会是一个尊卑长幼十分有秩序的系统。这个系统又与血缘关系、辈份关系紧密结合。寒酸如胡氏与金荣者,因为金荣的姑姑是璜大奶奶,便也处于一种从这个系统中分享一些菲薄利益的地位,即沾光的地位。一方面,他们是底层的、外围的、无权无势的,受欺侮的或被损害的。另一方面,如果他们会看眼色会行事,常去请安奉承,能注意不休止地去向凤姐、尤氏等家庭内的权贵人物致敬效忠,那就完全有可能分享到一点残渣剩饭,使自己成为这个系统的既得到利益者,金寡妇如此,刘姥姥也是如此,乃至李贵、茗烟、袭人、平儿也是如此。既是得益者,最终就必然成为维护者。只有维护,才能得益,因为得益,必须维护。维护得益之中,偶有不平之气不忿之心,如璜大奶奶即金寡妇的小姑子听到侄儿金荣受辱,怒从心起,骂了回秦钟小杂种,捎扯上宝玉,而且提出秦钟是贾门亲戚,“难道荣儿不是贾门的亲戚?”颇有为金荣争取与秦钟的平等权力的胆识。“等我到东府里瞧瞧我们珍大奶奶……叫他评评理!”进一步颇有论战----评理----的信心和勇气了。

    璜大奶奶的表演十分可笑,豪勇而去,不战而败,尤氏几句话吓得她把一番盛气丢到了“爪洼国”,待贾珍赏她午饭,她忽然明白“贾珍、尤氏又待的甚好”,更转怒为喜了。由怒而吓得不敢怒,由吓得不敢怒而衷心感恩知足维护喜悦,这就是封建小人物造反反抗的三部曲。这三部曲是必然的。考虑利益就必须维护系统,维护系统就必须确认自己的卑微,打消任何不平不忿的念头。憋着一口气想去评理,考虑到利害关系不能不膜拜上层人物的权势,叫作气与理必须服从势与利。在势上进行以卵击石的挑战,又能有什么别的结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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